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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盐税占据财政收入重头的封建时代，河东盐池的盐税曾独占唐朝全年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。明代晋商兴起，也因这片盐池。民国初年，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签订总数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，盐税是重要担保条件之一，随后，运城盐池95%税款流入五国银行团。直到20世纪90年代，运城仍是中国最大的无机盐工业基地。
在一片麦田里，考古发掘揭露出40多座圆形房屋基址，直径长达10多米。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发现，其功能一直众说纷纭。直到近年，有考古学者在实验室分析了建筑基址的土样，发现钠离子、钙离子、氯离子、硫酸根离子浓度很高，与现代盐池地表土壤样品分析结果基本一致。一个结论浮现出来：这些圆形建筑可能是商朝的盐仓。
2020年开始，沉寂了40多年的东下冯遗址重启发掘，旨在更清晰地揭露遗址面貌，继而探究晋南与夏商王朝的关系，乃至夏商政权更替等问题。去年，这里有一项重大发现：多达三四千块铜矿石和炼渣沉睡在泥土里。那是夏朝晚期的遗存，人们已经在此垒灶建炉，焚火炼铜。东下冯位于中条山山脚下，中条山正是一座富含铜矿的山脉，当地至今仍有冶金企业。
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代，“黄河金三角”的三个方向都有发达的文化，如西安的半坡遗址、三门峡的庙底沟文化、河南巩义的双槐树遗址等。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魏兴涛说，仰韶文化分布区中心的晋陕豫交界地区及渭河流域，恰处华山(古代华山是对秦岭山脉的统称)北麓，存有丰富的关于黄帝和炎帝的古史传说，“仰韶文化尤其是中期，与中华人文始祖——黄帝以及华夏民族之‘华’族的形成关系密切”。
陶寺发掘区的土坑之下，经验丰富的技师和高校考古专业实习生蹲在地上，用手铲刮着泥土，寻找不同功能区之间的分界线，俗称“找边”。古代地基内外、坑里坑外，被全部埋入地下后，依然会显示出颜色的差别，但这需要专业的眼睛来辨认。比如队里的高级技师冯九生，干了几十年考古，他的眼睛就是尺。而真正称得上学者的，一支考古队里通常只有两三个人。
高江涛肤色被晒得黑红，每年在襄汾和北京之间上演双城记，至少8个多月待在襄汾考古一线。过去两年，他带着考古队员，新发掘出一个600平方米左右的宫殿基址，命名为二号宫殿基址。殿内有一些圆形坑，其中一个坑内，有一只狗的头骨。另一个坑的壁上，埋着一具人骨，身边也有一具完整狗骨。“还说不清楚什么用途，或许跟祭祀有关。”高江涛说。
陶寺文化衰落后，遗址发生了什么？二号宫殿提供了部分答案。二号宫殿始建于陶寺文化早期，到了晚期时早已废弃，但考古人员在其地面上发现了晚期窑址。这说明，陶寺王权消失后，此地或许依然生活着百姓，只是已经衰退为一个普通的聚落，旧宫殿里开了新窑。再往后，陶寺城终究还是彻底荒废，长达近2000年无人居住，后来成为广阔的麦田，直至今日。
一块文保碑立在运城夏县西阴村的乡道旁，刻着“西阴村遗址”，1996年入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。碑旁是一座小小的纪念馆，中国考古学之父——李济纪念馆，门匾之上“之父”两字已脱落殆尽。沿纪念馆背后的斜坡而上，台地上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块纪念碑——李济先生发掘西阴村遗址纪念碑，身后是麦田，身前是桃林，已无任何考古痕迹。
当年10月，李、袁重返西阴村，正式开始发掘。到次年年初发掘结束，9辆大车装载着几十个大木箱回到北京，木箱里几乎全是破碎陶片。其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：半只蚕茧壳。茧壳的切口极为平直，似是人工切割的痕迹，有人判断，这是人工养蚕缫丝的证据。90多年后的2019年，在夏县师村遗址，考古人员发掘出了几枚石雕和陶制的蚕蛹，距今6000年以上，将中国养蚕史又向前推进了近千年。
陶寺贵族开始使用漆木器，也会将绿松石片镶嵌在腕饰和头饰上，这些特别的做法，都见于后来的二里头。陶寺遗址外城内有宫城的都城设计，以及宫殿区、祭祀区、手工业作坊区等构成要素，被二里头的规划师们几乎原样复制。更引人注目的是，中原地区最早的铜器和范铸技术就出自陶寺，在此基础上，二里头人发展出更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，跨入了青铜时代。
年复一年的发掘、寻找后，填补这个缺环的人终于浮出水面，他们在河南新密市的新砦。新砦文化的存续时间，上与陶寺古国重叠，下与二里头王朝衔接。在新砦文化的花地嘴遗址，祭祀坑里就出现了特征明显属于陶寺文化的鬲、斝等日用陶器，以及疑似龙纹的兽面1999:cc，龙图腾已经明确出现在陶寺，显示了新砦可能受到陶寺文化影响。新砦人无意中成为历史的传令兵。
大约4000年后，2014年1999:cc，山西省考古院的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古城遗迹，最先注意到的线索，是地面上断断续续一两百米的石头遗迹，很像城墙。老乡对他们说，这个台地就叫“城墙圪垛”。不知这个地名是何时开始叫的，但仿佛是一声古老的呼唤，诉说身世。在另一处叫作“石门墕”的地方，他们发现了内城的城门。再往核心区走，那个叫“小玉梁”的台地上，真的有玉器出土。
然而，碧村这座石头城并非那个传说中的大石头城。那座城在更西之地，距离碧村直线51公里。那座城址今天被称为石峁遗址，位于陕西神木，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，远超75万平方米的碧村遗址。但两者又有很多相似之处，譬如建在高台上的石城、双城墙、以河沟为屏障、护墙包砌、宁曲勿弯的城门等宏观规制，以及一些细节之处，如在城墙里埋玉器的习俗。“就像是根据一张图纸画的。”张光辉说。
在那个天下万国的时代，晋陕高原“靠天吃饭”的农业极不稳定。张光辉说，粮食生产和供给的危机，造成各部落之间的激烈攻伐，所以这些石城要筑造得如此固若金汤。就在硝烟弥漫中，石峁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政体，碧村则成为其关键的盟友和屏障。凭借地理位置优势，碧村也成为石峁与中原文化交流的中转站。一些留存至今的器物上展现了文化交融的基因，如陶寺、碧村、石峁都出现了牙璧、多璜联璧等玉礼器。
陶寺与石峁，中原和晋陕高原两大文化族群的交流，当时就在今天山西区域内发生。“从临汾盆地的陶寺，向北经过太原盆地再西进，就到达了碧村。碧村应该是陶寺和石峁文化之间重要的连接点之一。”高江涛说。从陶寺到石峁还有另一条通道，就是向西渡过黄河，沿黄河谷地北上，经过延安的芦山峁遗址等中转。芦山峁遗址也发现了陶寺文化的多璜联璧等器物。
从地理角度去看，晋南晋北差异甚大。碧村之后，又过了2000多年，晋北再次迎来文化高峰。北魏年间，鲜卑族拓跋氏的政权建都平城，即今天的大同。北魏信奉佛教，在武周山南麓，以前后5位皇帝为原型，开凿了5尊巨大的佛像。历经风吹雨打，这些佛像至今依然背倚武周山，注目人间。它们就是昙曜五窟。以五窟为起点，北魏皇家在武周山最终开凿出延绵1公里的5万多尊佛像，即云冈石窟。云冈石窟是中国石窟的模板，其建造理念、方法、技术等对其后整个中国的石窟都有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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